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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是落实领导的方式，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本身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间接地具有宪法依据。

因此，可以把其归入精神事实领域。固然，司法并不是逃离政治之外的存在，甚至还有司法政治的事实。

或问：人们纯粹自治的思想活动、道义行为，以及法律未曾规定的领域如何被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事实上，现代法律早已把思想自由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言论自由规定为公民的权利，它意味着：思想并非逃离法律之外的存在，乃是法律必须保护的对象，对社会主体而言，不得因思想以及政治言论追究责任，是法律的底线要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数千年来铸就的治理传统，基本上属于权治和压制模式，其历史沉积既久，现代启蒙又深受时危世艰的国难影响，出现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走势。显然，没有国家权力出面的协调，这些重大国际事务的有序解决，几无可能。特别对立法者和法治布局者而言，尤为重要。在思维根据上，无论法律思维，还是法治思维，皆是根据法律的思维，而不是超越法律的思维。

这是因为：其一，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越来越陌生人化，这使得熟人间靠传统亲情伦理、宗族规范、社会习俗以及自我道德这些具有明显内部性的自约束机制大为松弛，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外约束机制——法律。离开了社会群体，所谓自我和主体都无从谈起。被追诉者假如与被害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也等于放弃无罪辩护的机会，法院通常会通过简易方式作出量刑裁决。

而权利作为获得某种利益的资格，都是可以放弃的。二是程序本位主义理论。三是司法机关对上述刑事和解协议进行审查我们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程序正义理论，从保障被裁判者权利的角度来追求法律程序的正当性。

(二） 刑事和解程序 相对于认罪认罚程序而言，刑事和解是被害方与加害方经过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建议司法机关对加害人给予宽大刑事处理的特殊诉讼程序。又如，对于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庭审理程序，我们也可以将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对庭审程序参与的充分性以及参与庭审教育和帮教措施的自主性等，作为程序公正的评价标准。

在作出自愿选择的意思表示之后，还应随时有进行程序反悔的机会。离开正当的法律程序，去寻求所谓的公正裁判结果，这都会走向法治的反面。二、传统程序正义理论的局限性 程序正义是一种体现在法律决定过程之中的法律价值。而自2012年以后，我国法律先后确立刑事和解程序和认罪认罚程序，引入了两种控辩协商机制，控辩双方可以针对量刑问题进行对话、协商和达成协议，法院经过形式审查，对这类协议大都予以确认。

而对于被害方而言，如何通过协商获得加害人真诚的认罪道歉，获得最高额的民事赔偿，这是他们最为关注的诉讼结果。所谓协商性的程序正义，则属于一种基于结果控制而实现的诉讼价值，被裁判者自愿放弃了无罪辩护权，也放弃了部分诉讼参与机会，却有可能对诉讼结局施加更大的影响，甚至直接塑造和决定了量刑结果，从而获得最大限度的实体收益，据此，我们可以透过协商性司法制度的实践，提炼出一种协商性的程序正义理论。本文根据协商性司法程序的经验事实，提出了协商性程序正义理论，但这一理论可以成为我们对这些协商性司法程序进行改进和完善的尺度和标准。如此不公平的侵权赔偿制度，迫使被害方尽量避开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而不得不选择刑事和解，才能获得更为公平合理的高额经济赔偿。

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所有处于被裁判地位的当事人，都不会仅仅关注对裁判制作过程的参与，而忽略最终的裁判结果。作为与诉讼结果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控辩双方，检察机关与被追诉者、被害方都可以就诉讼程序和诉讼结局展开谈判，在放弃部分诉讼权利或程序保障的情况下，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寻求诉讼结果的最大合意和妥协方案。

在庭前会议阶段，法庭听取控辩双方对于证据材料、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对双方存在争议和达成合意的事项载入庭前会议报告。确实，无论是英美法的对抗式诉讼程序，还是大陆法的审问式审判程序，都无法实现纯粹的程序正义。

又如，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被追诉者都没有委托辩护律师，只能获得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的帮助。对于这种理论争议，假如不能提出一种较为成熟的价值理论，那么，我们将无法作出适当的价值评判，更无法对这两种特殊诉讼程序的未来走向形成清晰的认识。无论是强化被追诉者的诉讼主体地位，降低未决羁押适用率，还是改革法律援助制度，确保被追诉者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的机会，激活审判前的控辩协商机制，都有助于实现被追诉者对认罪认罚的自愿选择。比如在认罪认罚程序中，被追诉者通过自愿认罪认罚，参与量刑协商过程，可以获得宽大刑事处理的机会，获得高达30%甚至40%以下的量刑优惠。被告人一旦作出程序反悔，或者提出上诉，都有可能被检察机关视为违反量刑协议，甚至被提出抗诉，法院也有可能对其取消宽大处理的裁决。通常而言，法律程序越是公正，裁判结果就越是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而在值班律师参与的案件中，被追诉者由于得不到有效的法律帮助，提不出有力的诉讼筹码，检察机关所提出的量刑方案往往难以体现实体从宽的精神。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恰恰为控辩双方影响和塑造诉讼结果提供了空间。

相反，假如为了实现抽象的司法正义而剥夺他们自由选择的机会，强迫他们行使无罪辩护权，或者驱使他们接受所谓的公正审判，那么，这将构成对他们利益和意志的践踏，违背目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4.诉讼结果上的可获益性 对抗性的程序正义理论更为注重利害关系入对于诉讼过程的参与。

传统的程序正义价值固然有着一些理想的价值追求，强调诸如获得听审的机会、裁判者的中立性、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和裁判者的充分说理，等等，但是，至少在部分案件中，这种价值追求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后果。六、协商性程序正义的延伸适用 我国法律对于协商性司法程序的确立，促使我们反思传统程序正义理论的局限性，提出了协商性的程序正义理论。

再如，被害方与被告方所达成的刑事和解协议，通常只包含被害方同意给予被告人宽大处理的笼统承诺，而没有包含较为具体的量刑协议条款，加上检察机关也并不为这种和解协议加以背书，因此，法院对于那些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赔偿义务的被告人，究竟能否作出令被告人满意的宽大刑事处罚，这都是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问题。但是，协商性的程序正义也不完全等同于纯粹的程序正义。与此同时，基于一种利益兼得的功利主义理念，强调诉讼各方利益的兼顾，使得被追诉者通过放弃部分权利和保障，而获得最大限度的实体利益。当然，对于刑事和解协议己经履行完毕的，被告方和被害方都不能进行程序反悔，更无法促使诉讼程序发生回转。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这种针对企业的合规不起诉，其实就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延伸适用。禁止对被追诉者实施强迫、威胁、引诱、欺骗等剥夺自愿性的行为。

而在协商性司法程序中，司法机关之所以接受控辩双方的诉讼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各方的利益需求，体现了诉讼合意，造就了一种各方乐享其成的局面。所谓协商性的程序正义，属于一种基于结果控制而实现的诉讼价值，被裁判者自愿放弃了无罪辩护权，也放弃了部分诉讼参与机会，却有可能通过协商、对话和达成妥协，对诉讼结局发挥影响、塑造和控制的作用，从而获得最大程度的实体收益。

至于为什么要追求这种内在价值，这种理论则提出了一种法律公信力理论，强调维护程序正义更有助于实现法律决定过程的边际效果、附带结果或心理效果，也就是更有利于减少被裁判者对裁判结论的抵触，确保那些被剥夺权益的人对裁判结果产生内心的信服，维护社会公众对裁判过程和结果的尊重和信任。而检察机关和法院则通过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实现了双方矛盾的化解和社会关系的修复，减少了双方提出申诉信访的可能性，获得了较为理想的社会效果和绩效考核效果。

这种对被裁判者意志自由的尊重，符合诉讼主体理论的精神。所谓合规不起诉，是指对于涉嫌轻微犯罪的企业，在积极配合刑事调查、具有制度整改意愿的前提下，检察机关设置考验期，责令其建立企业合规计划，消除再次违法犯罪的制度隐患，建立针对合规风险的防范、监控和应对机制，对于经过评估确认建立有效合规计划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理性选择理论其实是协商性程序正义理论的另一理论根基。但是，假如控辩双方放弃诉讼对抗，被告人供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那么，这种对抗性程序正义价值还有适用的空间吗？答案是可疑的。

但这种情况属于较为罕见的例外情形。这种程序正义理论较为重视被裁判者对诉讼过程的参与和控制，属于一种基于过程控制而得以实现的诉讼价值。

再次，控辩双方应围绕着诉讼的实体结局展开一定程度的交易，各自提出最为有利的处理方案，并通过展示各自的诉讼筹码，来迫使对方作出诉讼让步，从而寻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最终使其成为向法院所建议的刑事处理建议。其中，实体从宽主要是指司法机关将认罪认罚作为独立的从轻量刑情节，并根据比坦白情节更为宽大以及阶梯式从宽的原则，来确定刑事处罚的降低幅度。

七、结论 对待任何理论，都应采取一种科学的和发展的态度，而不应将其奉为不可挑战的信念，否则就容易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由于被告人己经认罪悔罪，并履行了和解协议中的民事赔偿义务，因此，法院不再将定罪问题作为法庭审理的重点问题，而主要关注对被告人的刑事处罚问题。